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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史資料
抗戰烽火中的清華圖書館
發布日期:2017/11/2 9:42:58  來自:人民政協報

文/何玉

2017-11-02期11版

在西南聯大的8年間,清華圖書館與西南聯大圖書館保持了一種既相對獨立,又密切合作的關系。近些年,隨著一批珍貴史料的出現,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,開始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。

“今晚開始包裝書籍”

1935年11月19日,清華大學圖書館代理主任朱自清在他的日記中寫下寥寥數語:“學校決心遷移各種物品,今晚開始包裝書籍。”那個周末整整兩天,圖書館職員都不能休息,加班加點包裝圖書,直到1935年11月28日晚,“送走三百五十二箱書籍”。

為什么清華大學圖書館早在1935年就“未雨綢繆”,秘密策劃裝箱南運呢?這不得不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。1935年,日本策劃“華北五省自治”,企圖將華北變成第二個“偽滿洲國”。學生們發現,“華北之大,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!”在這種局勢下,清華大學的校領導頗具先見之明,開始著手進行南遷準備,而清華圖書館隨之也走上了漫漫的南下之途。

參與此項工作的清華圖書館同事馬文珍曾經寫了一首詩《挽歌詞:佩弦先生千古》,深情緬懷了當年朱自清主持裝箱工作時的情形:

圖書館里的燈火輝煌照耀,千萬卷藏書都在發抖。

它們從鋼鐵的架子,樟木的架子,往四處走;

走進人的懷抱,走上大理石的階,走下樓。

箱子的搬動聲,釘錘的響,汽車的喘息,北風在窗外吼。

這是文學院的書箱,這是法學院的;理工的,那邊有。

你背著手走來了,是那么嚴肅而憂愁。

這是善本,這是圖譜,多加一層油紙,衛生球夠不夠?

客廳里有點心,有茶水,去抽一枝(支)煙罷,別忙壞嘍。

走啊,走啊,北平,武漢,重慶,昆明;

爬山,漂水,躲過炮火和炸彈,走;

走啊,昆明,長沙,上海,天津,

又走上大理石的階,走進樓。

朱先生,你回來罷。

這首詩主要回顧的是朱自清生前的足跡,部分也涉及到了這批書后來顛沛流離的命運。這些珍貴的書刊和儀器設備一起,共計400余箱,內有清華圖書館珍貴的古籍圖書,包括館藏全部宋元版書,以及明清兩代的眾多古籍,共計6660種,9692函,共12764冊,是當時館藏古籍的精華。1935年11月,這批南運的圖書資料從清華園火車站裝上火車,秘密南運。

“萬卷庋藏付一狙”

七七事變數日后,平津交通斷絕。當時正值暑假期間,圖書館的職員有一半都在休假中,很難聯系上。由于時局未定,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,清華圖書館進行了以防萬一的準備。從七七事變到日軍進城期間,圖書館員將本館及各系預裝的圖書儀器50余箱,及館中目錄文件卡片等,不顧敵軍嚴密檢查,運存城中某處,復謀續運。

1937年8月5日,日軍占領清華園,強占校舍,公物不能帶出,多次交涉無效。當時館中所藏中西文圖書、期刊,與楊氏豐華堂藏書尚未編目的圖書,不下數十萬冊,只能忍痛割舍。幸好在1935年運出所有中西文善本、全部地方志,及各系需用書籍400余箱,運存漢口上海銀行第一倉庫,連同此次運出的圖書,共約500箱。

本校運出的圖書剛開始保存在漢口,后來移至重慶。在這個時期,有一個關于圖書館職員唐貫方守護圖書的動人故事。唐貫方是留美幼童、清華學校第一任校長唐國安的后人。抗戰初期,南下省親的唐貫方接到學校通知,去漢口將清華秘密運出的一批古籍善本和貴重儀器西運至重慶,而北京的老母、妻子和幼兒弱女8人卻無暇顧及。“誰知船到宜昌,正趕上被史家稱為東方的‘敦刻而(爾)克大撤退’。唐貫方食宿在碼頭,身穿雨衣,背挎工具袋,手持釘錘,日夜守護400箱古籍善本。3個月后,終于弄到船只,歷時十多天,成功地將圖書運抵重慶北碚安置。”

當年所有圖書儀器的箱件分為A、B、C三個房間存放,共計445箱(包括儀器)。除1938年與1939年分兩批南運昆明圖書儀器之外,1940年6月24日,日本飛機瘋狂轟炸北碚,空投的燃燒彈使清華大學圖書館所存書籍的297箱圖書頓時淹沒在火海中。由于搶救不力,焚余之后北碚僅存西文圖書307冊,中文圖書4477冊。1942年,圖書部主任潘光旦重訪北碚時,不禁慨嘆:“萬卷庋藏付一狙,那堪重訪劫灰余?龍漦千歲中原有,安問蝦夷不識書?”

笳吹弦誦在山城

1937年9月初,清華大學在長沙美教會圣經學校設立辦事處,清華辦事處下設校長辦公室(秘書為傅任敢),教務處(教務長為潘光旦),教務處下設注冊部、圖書部、體育部和秘書處。

長沙臨時大學西遷昆明后,清華圖書部在昆明的才盛巷清華辦事處辦公,圖書部職員的主要工作是收受及清理北平轉來的圖書期刊。不久,西南聯大成立,清華辦事處搬至西蒼坡辦公,清華圖書部也在此處辦公。

抗戰期間,吃飯問題都已經成了當時的一大難題。雖然經費短缺,但是清華購到新書的冊數,也并不比其他學校少。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,清華圖書部所缺少的,僅僅是不設閱覽部而已。在當時的環境下,只有斗室兩間、職員3人,館舍狹隘,稍有書來,便覺擁擠不堪。

職員人手不足,工作進度很容易受到影響。到處是戰火硝煙,每天都要跑警報,最緊張時,一天需要跑五六次警報。1940年10月13日,日機27架轟炸昆明,師院(昆華中學)北院男生宿舍全毀,當時處于西蒼坡的清華大學辦事處被炸,工友兩人被炸死,圖書館職員唐貫方、馬文珍幸免于難。馬文珍后來賦詩一首,講出自己作為一名圖書館員的心聲:“余火硝煙繞翠湖,后方前線兩模糊。一片殘陽紅似火,堅守空樓整理書。”

隨著清華圖書部在北平時所訂的國外圖書期刊陸續運到,開辟閱覽室的時機成熟。圖書館職員唐貫方的兒子唐紹明回憶道:“進入大普吉研究所的大門,向右拐,貼著墻有一面房子就是圖書館。房間很大,里面擺滿書架和書刊,只在進門處留下一小片空間,擺著茶幾和幾張沙發,供閱讀者休息,整個像是開架閱覽室。”

抗戰期間,清華圖書部借給西南聯大圖書館及各系圖書計5661冊,期刊984冊,借給各研究院圖書225冊,期刊184冊,共計不下7000余冊。其余1萬余冊留存館內,供人閱覽。另外,在昆明訂購西文書4000余種,西文期刊300余種,中文書亦隨時增補。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,清華辦事處被炸,清華圖書部遷到了昆明郊外的大普吉鎮,繼續開展工作。至復校前,西文新書登錄3867冊,中文961冊。

1937~1946年間,先后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學生約8000人,畢業生近4000人,培養了一大批杰出人才。雖然并無數據顯示,有多少西南聯大的師生閱讀和使用了清華圖書部的書刊,但可以肯定的是,面對如此困苦的局面,聯大教師朝夕心系教學與科研、潛心鉆研、著書立說,同學們安貧樂道,救國不忘讀書,乃至產生中國教育史上的“奇跡”,是離不開清華圖書館人的辛勤付出的。

(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圖書館副館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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